1894年，孫中山抱著“請急上書等方法，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，政府之或可奮起”的改良主義美好愿望，在家鄉翠亨村閉門十余日秉筆直書《上李鴻章書》，對清政府朝野不重視興修水利，不關心民生痛心疾首。“農民只知恒守古法，不思變通，墾荒不力，水利不修，遂至勞多而獲少，民食日艱。”
孫中山主張向西方國家學習，政府內應設專管農業和水利的機構。他說：“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，在于無遺地利，無失農時，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，凡有利農田者無不興，有害于農田者無不除。如印度之恒河，美國之密西西比河，其皆泛濫之患亦不亞于黃河，西卒能平治之者，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。”孫中山還主張平水患、興水利，開墾荒地。孫中山的這次上書未被李鴻章采納，迫使他對清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，由改良圖強走向流血革命道路。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孫中山被公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。不久，他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，讓位給袁世凱。此后中國進入北洋軍閥黑暗統治時期，孫中山除組織進行反袁的護國戰爭和反對段祺瑞的護法戰爭外，還用了很大精力，考察研究中國的工農業、交通運輸業、水利河流等狀況，在夫人宋慶齡的協助下，用了近十年時間，撰寫了振興中華的實業計劃，提出了宏偉的設想，1921年列入《建國方略》之二，正式刊印出版。孫中山的實業計劃是一個以國家工業化為中心，使國民經濟全面發展的建設規劃。其中江、河、湖、海水利方面，提出興建北方、東方、南方三大海港。整治長江、黃河、淮河、海河、珠江五大江河，發展通航、水電、防洪、灌溉等水利事業。
由于黃河長期奪淮入海導致尾閭不暢，災害日益嚴重，已引起國內外一些有識之士的關注，成為有關民生的熱門話題。國內近代著名實業家和“水利狀元”張謇和辛亥革命元老柏文蔚，美國著名技師和工程師詹美生、費禮門等人先后考察淮河，提出了淮河導治方案，有主張全部入江的，有主張全部入海的，也有主張江海分疏的，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
  
孫中山把導淮列入《建國方略》（又名《實業計劃》）之中，認真研究了各種導淮方案，1921年在滬期間，還親自向柏文蔚詢問導淮方法，討論導淮問題。經過大量研究之后，在實業計劃中，提出了“修?；春?，為中國刻不容緩之問題”。在導治方案上，他肯定了江海分疏的原則，在有關具體導淮路線上，他贊成美國紅十字會技師詹美生的通海通江意見，但對其在入海循黃河舊槽，入江經揚州西面一節，表示異議。在入海路線上，他采納了柏文蔚的建議，主張“淮河北支已達黃河舊槽之后，吾將導以橫行入于鹽河，循鹽河西下，至其北折一處，復離鹽河過河邊狹地，直入灌河”，從灌河口入海；南支在揚州入江之處，使“運河經揚州城東”，“則淮河流水，剛在鎮江之下面新曲線，以同一方向與大江會流矣”。他還主張淮河南北兩支，至少要有20英尺（1英尺=0.3048米）深的水流，使沿岸商船自北赴長江各地，以免繞道由長江口進入，可節省航程近300英里（1英里=1.609344公里），又可供洪澤湖與淮河洪水暢瀉，洪澤湖底可涸出改為良田。
孫中山導淮路線的設想，雖不盡切合淮河實際，以后在導淮導治上有所改進和變化，但他首次把淮河導治提到“刻不容緩”的高度，擺在重要議事日程上來，以及他肯定的江海分疏、水利與航運結合、利用水力發電等原則，對后世的治淮影響深遠。1927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不久，即在國民政府之下成立了導淮委員會，蔣介石還自兼導淮委員會委員長，把導淮工程視為全國水利建設的首位。但由于國民黨政府內政腐敗，財政困難，導淮工作收效甚微，淮河災害有增無減。治理淮河這個艱巨任務就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，毛澤東主席很快就作出治理淮河的決策，黨和國家把淮河列為我國第一條系統治理的大河。經過60多年的綜合治理，淮河流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實現了孫中山生前勾畫的藍圖，并在許多方面已遠遠超過他生前所追求的理想。
文章來源:《水與中國雜志》 |
